如何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习在论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放眼全球,这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有效解决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在各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绝非自然而然,而是要面对以物欲化、享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消极价值文化的冲击。一些发达国家日益暴露出的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等弊病,一些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深陷两极分化、政治动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工业化、技术化、资本化以及文化变迁的现代化诸场景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第一,近代社会“人性位格”的降低,导致物质享乐主义的盛行,加剧了对价值的消解。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既有以感性为基础的肉体性和物质性的人性位格,也有以理性为基础的灵魂性和精神性的“人性位格”。纵览西方主流思想史流变,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人性位格”呈降低趋势。工业革命以来,以霍布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偏重人的感官感受,肯定苦乐感对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支配性,推崇快乐生活,助推以满足人的感性需要、感官快乐为宗旨的物质享乐主义思潮的流行。及至当代,质疑理性是后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对普遍化道德的否定,对个体“感受性”和“喜好性”的强调,不仅加剧了社会价值的分歧与冲突,而且使一些人由价值虚无走向了精神空虚。

第二,工业化、科技化、信贷化的聚合效应,导致以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为目的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大生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物质产品愈益丰富,为社会成员的消费和享受提供了充足物质基础。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消费信贷的耦合,不仅刺激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欲望,而且加剧了商品的非价值膨胀,形成了超前消费、符号消费等无节制的物质享乐和消遣的消费主义社会思潮。

第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利倾向和货币的泛化,诱发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物质的大繁荣,却也使得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先后出现了美国学者桑德尔所说的“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的现象,出现了“市场跨界的货币泛化”问题,致使“我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最终滑入了‘一个市场社会’”,其结果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泛滥。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由注重精神生活向物质生活的偏移,一些人把物质享受当成了人生的唯一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面对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等问题,也要面对物质主义、货币文化、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对精神文明的挑战。如果不能避免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式微的现象,就无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坚强领导下,成功避免了现代化实践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均衡、不同步的问题,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如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呢?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真正的社会进步不是某个领域或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不仅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且认为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认为那种离开精神文明进步的单一物质文明发展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我们就鲜明提出,“精神文明既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进入新时代,习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

其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党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时刻警惕“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警惕伴随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道德衰败,明确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只手都要硬,不可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使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明确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再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我们党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实施协同治理模式。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观点,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综合运用道德、法律等手段实现同频共振、同向聚合。例如,注重对社会成员进行正确价值引领,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注重发挥道德褒善贬恶的规范与疏导作用,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为着力点,引导社会成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注重发挥法治的惩恶扬善作用,树立法律权威,实行良法善治;注重发挥社会信用体系的信用惩戒作用,通过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遏制见利忘义等各种非道德行为的滋生蔓延。核心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法律制裁、信用惩戒等协同发力,形成了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以义获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径,实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同发力。

(作者:王淑芹,系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珊,系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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