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徐悲鸿称其“科学之光”,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称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有人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物理学事业最早几十年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少数几个人的影响。严济慈正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员。”

严济慈从小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数理方面尤为出众。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当时东阳中学的英语教师傅东华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为他取表字“慕光”,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线月,严济慈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的文凭,并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史无前例,他一举成名。严济慈是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1927年春,刚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法布里,在他的首次院士例会上宣读了严济慈的博士论文,这是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震动了法国物理学界。第二天,《巴黎晨报》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国学者严济慈》的新闻,并配有法布里和严济慈的醒目照片。在那样一个国人颇受歧视、被辱为“东亚病夫”的时代,这不仅是严济慈个人的荣誉,更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法国一些知名科学家想邀请严济慈到他们的实验室工作,但严济慈归心似箭。在致岳父的信中,他写道:“吾人学稍有进,对国家责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进。”

回国后,严济慈同时执教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并任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1928年底,为使自己更充实、使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严济慈再次出国留学。他先后在巴黎大学法布里实验室、居里夫人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戈登实验室从事研究,两年时间里发表了七篇影响力颇深的学术论文。

两次赴法留学,严济慈与居里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3月,为筹建中国放射性实验室,他写信向居里夫人求教。居里夫人寄来了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性氯化铅,并回信给予热心指导和良好祝愿,希望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1932年,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成立,严济慈兼任所长。同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

严济慈以“加倍的努力与拼命的苦干”精神从事科学研究。他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英国《自然》、美国《物理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他写论文和写书都求“新”,“决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脱离殖民地状态”。

1937年5月,严济慈启程第三次赴法,此行他有四项任务: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参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庆祝会,作为李石曾的助手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将钱三强引荐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深造。

严济慈到巴黎一个星期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但严济慈认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袖手旁观。我虽然不一定能够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1938年初,严济慈动身回国。途径里昂时,他接受《里昂进步报》的采访,发表对中国抗战形势的看法:“中国是绝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严济慈的抗日言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给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带来了危险。他临时决定不在上海而是香港上岸,经越南到达昆明。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远郊的黑龙潭。

从北平到昆明,南北纵横几千里,途中不时有日寇的飞机轰炸。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严济慈带领物理所全体人员以为抗战服务为重,全力从事军需用品的研制和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应用物理研究工作。在黑龙潭的破庙和简易平房里,严济慈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装配检验。在他的领导下,物理所生产了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显微镜、200架水平经纬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供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科研教学使用。这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学仪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9月,严济慈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前夕,高官政要纷纷逃往台湾。会议一结束,严济慈立即返回昆明。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坚决不去台湾;他也无意出国,因为他的根在中国。

1949年9月初,郭沫若邀请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筹建领导工作。12月,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全力投入筹备工作,此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在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安徽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严济慈出任首任院长。1977年,年近八旬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刊文《要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他把研究生院办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他的邀请下,李政道、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如今,这一研究生院已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被称为“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严济慈曾提出要办一个国际上没有的“00班”,入学不分专业,鼓励学生重视基础课学习,打牢数理基础;后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并建立起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完整教育体系,他提倡教学和科研要结合起来,实现教学相长。而今,“少年班、科技英才班和百分百自由选专业等,已成为科大人才培养的名片”。

1979年,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学研究生项目。该项目历经九届,共选拔915人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他鼓励青年要“勇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

1979年底,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济慈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发自肺腑地写道:“我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整整30年。我比我的法国老师之一保罗·朗之万教授于1945年出狱入党时还晚6岁。所有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员,求得光荣的归宿。”1980年,80岁高龄的严济慈光荣地加入中国。感慨万千的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入党》的文章,满怀信心地写道:“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坚定了。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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